中国重群体,西方重个体的原因
西方注重分析是从文艺复兴开始的，在那以前西方采取的也是整体综合观念——自然科学根本没有分昌搏升科，由一门无所不包的自然哲学概括之。文艺复兴以后，各门学科逐渐分化出来，分析法才开始大行其道。分析法的要点有三：一是分门别类。将统一的自然科学划分为物理、化学、生物等许多学科，便于集中精力专攻。二是穷根究底。如对物质的研究从分子到原子，再深入到原子核、基本粒子及其内部结构。三是隔离。将研究对象的各个部分及各种影响因素逐个隔离开来，分别加以研究，这是分析法的精髓，在科学方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分析法对近代科学的建立和发展起了关键作用，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实验就是善用分析法的好例子。自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以来，人们一直认为重物下落速度比轻物快——石块一松手马上落地，羽毛则在空中慢慢飘落，其实后者是由于空气阻力的影响。伽利略排除空气阻力的影响将地球引力隔离开来研究，在比萨斜塔上以大小两个铅球同时落地，证明了自由落体都具有相同的加速度和速度而与其重量无关。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实验，不仅开近代力学之先河，而且显示了分析法透过现象揭示本质的强大威力。现代科学发展中虽然也曾利用过综合法，但主要靠的是分析法，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分析法就没有现代科学。
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走的是另一条耐老路，学术研究以综合法为主。这源出于东方的哲学思想，无论是儒家的大一统思想，还是道家的“天地虽大，其化均也；万物虽多，其治一也。”（《庄子》天地篇）都是将宇宙当作整体，从全局观点进行综合研究。综合论者虽然也认识到整体由部分所组成，但往往只着眼于各部分之间的外部联系及相互作用，很少分析其内涵。重综合轻分析主导了东方的学术研究，中医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医的传统理论基于阴阳二气之调和，以及金木水火土五行之相生相克。这些概念都是从整体出发抽象出来的，其实质是将各个器官及各种因素对人体的影响作通盘考虑，以综合法辨证施治。中医的经络说和针灸术——一针一穴而通全身，以及中药处方的君臣配伍，均基于整体综合的观念。西医则大不相同：以人体解剖为基础，层层深入分析：从器官到组织，再到细胞、细胞核、染色体、基因……西医治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哪里坏了就在哪里开刀。西医重分析轻综合，是不容讳言的。
东、西方在科学方法上分道扬镳，必定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重综合轻分析是导致中国近代科学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原因。综合法本身并无不妥，问题在于如果只进行综合而不加以分析，这种片面的方法对事物的研究就无法深入下去，所得结果只能是概貌而失去精微。这在古代科学初创时期尚无大碍，当近代科学向纵深发展时就无法胜任了。
（摘自沈致远：《分析与综合》，《文汇报》2000年8月22日“笔会”）
从西方重分析，中国重综合的特点可以解释西方科学的兴盛和中国科技衰败之根源。但是近年来，在西方，有的学者却提出了“科学的终结”问题，认为科学已经发展到了尽头。这说明，真理总是具体的、相对的，任何方法也是相对的。
1996年美国记者约翰.霍根出版《科学的终结》一书（该书中译本可见内蒙古远方出版社1997年10月版），引起了全世界范围内对科学是否终结的争论。实际上，在西方文明史上，即使在科学飞速发展的时代里，也一直存在着种种反科学思潮。霍根的科学终结论无非是把这些人的思想加以系统化、挑得更鲜明罢了。
科学终结的思想最早在1900年前后就出现过。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未来的进步只能在数据中加几位小数”[1]。这种思想是在19世纪末20纪初物理学的危机中产生的。当时，由于许多新问题不能用已流行的机械论作为基础的物理学来解决，所以，许多人甚至包括许多科学家都倍感失望。在绝望中，他们指出“人永远是无知的”，并进而认为“科学银汪破产了”。后来，由于量子论和相对论的出现，使物理学得到了空前的新发展，才使这第一次“终结”思潮不攻自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一定气候的“科学终结运动”暂时偃旗息鼓。
第二次产生过一定影响的“科学终结”思潮是在1918年前后因施本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西方的没落》一书出版而开始出现的。施本格勒认为，“科学是一种癌症，很快将杀死文明本身”。物理学家狄拉克也认为，“随着量子力学的兴起，大部分物理学和全部化学原则上都得到了说明”[2]。施本格勒是历史循环论者，他认为，任何文化，例如古印度文化、中国文化、阿拉伯文化、古希腊文化等，“都经历同样类似季节性的循环，从它的初春到在它自己的冬天的最终葬礼。因此，在西方，我们自己的不可避免的命运就是要按照可从已有的先例算出的时间表走向死亡”[3]。在他看来，西方文明已非常接近历史循环的终点。伴随着文明向终点的接近，科学必然会终结。
施本格勒指出，文明的冬天阶段的特征正是当高科学在它自身的领域中最富有成果的时候，正是它自己的破坏行为的种子在开始发芽的时候，这有两点理由：科学既在它的学科范围之内，也在它的学科范围之外丧失了它的权威，而在科学自身的内部升起的对立的、自我破坏的要素终将毁灭它[4]。他认为，科学走向死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科学认识的特点决定了科学思维的权威被动摇。科学认识要受到主体（科学家）的立场、文化等等的制约，这使得科学带有很大的主观性，从而根本不可能真正去把握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其次，科学追求理论化、符号化，这也注定要失败。这些不成功的地方是科学的“内部癌症”，它们将很快杀死科学，这是科学的自然毁灭。种种情况表明：科学注定要“用它自己的剑自刎”。在这种情况下，施本格勒认为，完全有可能去“预见西方科学将到达它的进化极限的日期”[5]。
由于二战的影响，自从量子力学和相对论提出之后，一直到本世纪五十、六十年代科技革命兴起之前，科学技术都没有什么惊人的成就和巨大的飞跃，科学领域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似乎处于平静之中，人们似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忘却了科学的命运问题，而更关心人们自己的命运。但进入五十、六十年代之后，伴随电子技术、空间技术等等的发展，科技革命兴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生活处处可以体现科学的辉煌，人们无不沐浴在科学和技术的阳光下。科技革命也使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经济成就越来越令人关注。于是，人们开始乐观起来，与科学终结论相反的思潮——“技术统治论”却开始盛行起来。技术统治论看到了技术的进步对社会生活的重大影响和无孔不入的渗透，但又由此而对人自身的命运表示忧虑。
科技革命的浪潮到今天并未结束。相反，进入九十年代以来，自然科学每个领域都有新的发现。我们仍处于最激动人心的时代之中。由此，人们似乎处在盲目的乐观之中，将科学的命运和远景问题抛在了脑后。面对人们盲目乐观的情绪，霍根冷静地进行了思考，以《科学的终结》为题再一次挑起了科学命运问题的论战。霍根认为，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实际上主要是在技术领域，而科学思想本身并没有超出量子论、相对论的水平。这表明，“科学中一切伟大的思想均已发现，留下来的已不能证明是假，因此是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活动”[6]。今天，相对论已经概括了宇宙整体的规律，剩下的只是“小打小闹”。所以，传统那种研究自然宇宙的意义上的科学实际上已不复存在。这无疑标志着科学已经终结。科学家希望达到客观真理的努力是徒劳的。因为科学家已一致地放弃了关于确定性的追求。人的主观性参与到认识之中。科学认识日益走向不确定化。这些都使本来意义上的科学走到了尽头，代之而起的是科学相对主义。科学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比如信仰问题就是科学无能为力的。霍根的这些观点一发表就在西方甚至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关心的不是他提出的观点本身，而是他所提出的问题：科学到底会不会终结呢？
科学的终结问题已经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不同的哲学家、科学家会给予不同的回答。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实际上，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科学是不可能终结的。因为：
第一，从历史事实来看，有人曾经不止一次地宣称科学已经终结、到了尽头，但结果是，随着科学自身的不断发展，自然而然地否定了各种终结论。正如杰拉耳德·霍尔顿（Gerald James Holton）指出的：“自霍根的书出版以来，自然科学每个领域的新发现实际上都如洪水般地滔滔不绝，当然，这表明我们正处于最激动人心的时代之中；我们面对着新的、很基本的科学前沿，不论是有人认为发现了有质量的中微子，或者是星系的加速似乎有一种斥力在起作用，或者是几乎每周都有用遗传学来说明生理和精神病的突破。”[7]科学迄今从未停止过发展，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已经驳倒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各种终结论者，按照这个事实推论，今天的科学终结论也必然会像以前的终结论一样被驳倒。
第二，我们必须区分科学本身的终结与某种具体的科学形态的终结。科学本身是一种人类认识和探索宇宙奥秘的活动，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社会历史条件中，社会实践水平的影响，科学认识会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具体形态或样态。例如，古代的科学就不同于近代的科学和现代的科学。拿近代的科学形态来说，它主要是对世界加以分门别类的研究，其形态特征是机械力学占统治地位。从近代的实验科学开始，科学认识活动一直以追求确定性、消除不确定性为目标，但现代科学发展表明，确定性的追求是永远达不到的，今天的科学更多地揭示的是科学的不确定性和相对性。这些都是现代科学的形态特征发生了巨大变化的表现。任何一种具体形态的科学都只能在特定的条件下存在，并且必然走向衰亡。正如库恩所描述的，一种科学形态变化总是由一个常规科学传统过渡到另一个常规科学传统。这表明，科学的具体样态总是要走向灭亡的。但这并不标志着整个科学认识全部终结，因为一种科学形态经过科学革命被另一种科学形态所取代之后，科学认识仍然会继续存在，只不过其形态特征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而已。当我们在谈论科学的终结的时候，只能谈某种具体科学形态的终结。最多只能在这个意义上，说科学要终结或已经终结，决不能整个地说科学会终结。不能因某种特定的常规科学形态被取代之后，就完全否认整个科学认识继续存在的合理性。就像我们今天的科学否定了近代形而上学形态的科学，但它却以更加先进的形态特征继续存在和发展。
第三，从人类的存在来看，认识和实践活动是人类必不可少的两大活动领域。人要生存，就必须从事实践活动，而要从事实践活动，就必须首先去认识对象。只有把握了对象的本质和规律之后，我们的实践活动才能取得成功。可见，人类认识活动与人类生存是密切不可分的。而科学主要专门从事各种认识对象，探索世界的活动，显然，它也是人类实践活动所必须的。因此，有人类，就必须有认识活动；有认识活动，就必然有科学。在这个意义上，只要人类存在一天，科学认识就不可能停止和终结，而必须持续不断地进行。
第四，从人类认识能力是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统一看，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非至上性，所以，人类不可能完完全全地把握宇宙中的一切规律，世界上总有未被认识之物。今天，即使科学技术已经高度发展，人类似乎把握了世界的一些最普遍规律，但在实质上，仍然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客观事物存在。比如人类迄今对自己就认识得很不够。科学的目的是认识未知，把握未知。既然世界上永远存在着未被认识之物，因而，科学也就不会终止而无事可做了。正如恩格斯指出的：“真理是包含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包含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而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上升到较高阶段，愈升愈高，但是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出神，就再也无事可做了。这不仅在哲学认识的领域中是如此，就是在任何其他的认识领域中以及在实践行动的领域中也是如此”[8]。人类认识按其本性来说是无限发展的，“每一科学原理的真理的界限都是相对的，它随着知识的增加时而扩张、时而缩小”[9]。而每一个科学进展都是必然要被更新的进展所否定的。因此，决不能把某一个阶段上的科学成果绝对化，固定化，否认它的进一步发展。“科学终结论”实质上就是把人类已经取得的科学成就绝对化，从而得出科学走到了尽头的结论。列宁曾经指出：“日益发展的人类科学在认识自然界上的这一切里程碑都具有暂时的、相对的、近似的性质”[10]。
总而言之，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科学认识作为一个整体来讲永远不可能终结，永远走不到尽头，只要有人类存在，科学的终结就不可能发生。能够终结和必然终结的只是特定的科学形态，而不是整个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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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实践,西方重理论
谁说的？
明朝以及后来的“考据学”就是分析的学问。强调合理分析，得出结论。
《史记》的《五帝本纪》最后一段，就是很典型的分析。
分析和综合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分析是过程，综合是结果。我国李慧腊古代知识分子珍惜文字。认为写书的时候，文字越简练越好，多余的文字一定要去掉。他们认为得出的结哪滑论很重要，至于分析的过程，非常繁杂，不必写出来。所以中国古碧贺籍，大多没有分析过程。这并不是说中国人没有分析能力。
现在的所谓“历史学家”，大多是白吃。他们最喜欢的就是对比中西文化区别。因为两者区别特别大，无论从哪个方面，都能找出来，然后出篇论文，就算是“成果”了，纯粹是骗取经费的。
中国重视实用西方重视
东西方这几个字，范围很广。比如说东方，包括很多国家。本文所讲的东方主要讲我们中国。其实我们中国的思维方式跟日本是有差异的，但是亚洲作为一个整体，相对于欧洲又有它的共性。
欧洲如果细分，各个国家的思维方式也有差异。比如东欧和西欧、南欧跟北欧的思维方式就不同。同样一个国家，德国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南部和北部也有差异。本文只是浅谈中国与欧洲国家之间的差异。
德国人跟我开玩笑时说过，你知道我们跟法国人有什么不同之处吗？德国人和法国人在死之前的愿望就能告诉你二者之间的区别。你问法国人，你死前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法国人的回答是“我想喝一杯最好的香槟酒”。再问德国人，他会说“如果我还有力气的话，我想再做一次报告”。
一种思维方式常常渗透在各个领域，甚至我们经常见到的现象也能反映其思维方式。比如一个美国人给一个日本人写信，日本人看美国人的信，他一看马上就发火。因为美国人在信的开头，开门见山，将自己的要求放在最前面，后面才讲些客套话。日本人为了保持心理平衡，拿到美国人的信先看后面。而美国人看日本人的信，开始越看越糊涂，不知道对方要说明什么，前面都是寒暄等等。美国人读日本人的信也是倒过来看，这种不同的书写方法反映着不同的思维方式。
有这样一个例子：德国人、日消敬本人、中国人一同坐火车从德国的法兰克福去巴黎，这3个人坐在一个车厢里。途中上来一位客人，这位客人将手里端着的鱼缸放在空座上。德国人开始发问：“您能告诉我这鱼的名称吗？它在生物学上的类别及有哪些特征拿局慎？它们在科学上的意义又是什么？”日本人听完德国人的话后接着问：“请问这种鱼我们国家能不能引进？根据日本的气候、水温、水质，这种鱼能不能生长？”轮到中国人来问了：“这种鱼是红烧好吃，还是清蒸更好吃一点？”这表明3种不同文化思维方式的特点。
当然，思维方式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比如说，目前中国的年轻人比老一辈更加具有竞争、务实意识以及时间、效率意识，他们比以前更讲究实际。这与20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社会心态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些社会心态和社会心理的变化，必然反映在思维方式的变化上。
东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有时感觉得到，但不容易反馈给对方。一次，我们的代表团举行告别宴会，答谢接待方。宴会的气氛非常热烈，双方都认为这次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但当代表团走后，主人对我讲，他非常不喜欢那位团长。我说你们刚才不是谈得腊核很好，双方都很满意吗？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你不满意的地方？他说这是没法表述的。他告诉我说，当代表团团长与他握手时，眼睛却看着别人，竟然还跟旁边的人讲话，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按照德国人的习惯，握手时眼睛必须看着对方。可惜这位团长没有机会听取这位主人对他的意见。
有一年，荷兰有位高级贵宾来中国访问，安排他的夫人参观幼儿园。那天下着毛毛细雨，她到达幼儿园门口时看见一群孩子站在园门口迎接她，感到心里很不舒服。参观幼儿园的教室时，孩子们都背着手，面部表情严肃。回国后，她请我到她家里观看她拍的幻灯片。并说这是她这次访问最不舒服的一天。天正下着雨，为什么让孩子到门口来，为什么孩子都笔挺地坐着。要知道五六岁的孩子是非常调皮的，吵吵闹闹是正常的。
我们的代表团出访，在活动的最后一般都是交换礼品。我们把礼品送给德国人后，对方立即打开并表示感谢。我们代表团的人问我，为什么他们那么急不可待地看礼品，是不是对我们送的礼品不放心？我说不是，这是他们的一种习惯。德国人也问我，你们为什么不看我们送的礼品，是不是对我们的礼品不感兴趣？我说不是的，回到旅馆后，他们绝对会打开欣赏。这些都是很小的问题，但却反映出思维方式的差别。
东西方思维方式差异形成的原因，一是因东西方社会发展的道路不一样，长期的农业社会和小农经济，造成了我国文化的民族心理。这种心理的特点很大程度上是强调一种乡土情谊、一种乡邻情谊。我们不是常说人生有四大喜事吗？“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他乡遇故知”在德国很淡漠，西方人一般没有同乡会。如果在国外遇到一个同乡，德国人不会很激动。而我们常讲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落叶归根等等，本乡本土观念很强，这些都跟我们的社会有关，带有浓厚的情感。这种感情因素在西方，恰恰表现得很淡薄。
从哲学和文化体系角度说，我们受影响最深的是儒家哲学，而他们是基督教文化。儒家哲学体系里强调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修身”放在第一位，也就是讲究道德文化。这种道德文化里恰恰强调的是一种“义”。“君子之交淡如水”强调的也是“义”。现在有了一些变化，有的人主张义利兼顾。我们的哲学思想强调综合，他们的哲学思想强调的是分析，这就形成了侧重整体思维和个体思维的差异。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是客观形成的，不能说谁优谁劣。我们讲这些是为了更充分地了解对方，便于我们进行国际交往，相互学习，取长补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