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义疏(周易一书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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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版全新 周易义疏 邓秉元 上海古籍 9787532561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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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人间训翻译

正版图书  周易义疏邓秉元 撰上海古籍出版社9787532561568教材教程
一 解释下列名词:
疏:古人给古书作注解时,除了解释古书原文(经)之外,还给前人的注作注解,这种经注兼释的注释就叫做“疏”,也叫“注疏”、“义疏”。
读为:古人注解古书常用的以本字说明假借字的训诂术语。其特点是,既注音又释义。
读若:古人注释字、词的术语,主要作用是注音,有时也用来说明假借字。
衍文:校勘学术语,也叫“衍字”,简称“衍”,是指古籍因传抄、刻印等误加的文字。
句读:古人读书,常在句末一个字的旁边加个点或圆圈,叫做“句”;在句中停顿处字的下面加一个点,叫做“读”。两者合称句读。
正义:又叫做“疏”,也叫“注疏”、“义疏”,是一种经注兼释的注释。义疏产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唐代出于思想统一和科举考试的需要,由官方以指定的注本为基础把经书的解说统一起来,这种新的注疏唐人称唤者岁之为“正义”。
十三经注疏:宋代学者为了便于查阅,把儒家十三部经书的注和疏加上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的注音合刊成一部书,即《十三经注疏》。这十三部经书的注疏包括:《周易正义》(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毛诗正义》(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正义)、《周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礼记正义》(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公羊传注疏》(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谷梁传注疏》(晋?范宁集解,唐?杨士勋疏)、《论语注疏》(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孝经注疏》(唐玄宗注,宋?邢昺疏)、《尔雅注疏》(晋?郭璞注,宋?邢昺疏)、《孟子注疏》(汉?赵和睁岐注,宋?孙奭疏)。
古文辞类纂:清代姚鼐编的一部古文选集,选录战国至清代的古文辞赋等,依据文体分为十三类:论辨类、序跋类、奏议类、书说类、赠序类、诏令类、传状类、碑志类、杂记类、箴铭类、赞颂类、辞赋类、哀祭类。所选古文大部分是应用文,而且多数选文社会意义不大。书首有序目,略述各类文体特点及其义例,书中并有评点,宣扬桐城派的文学观点。
二 把下列句子译成现代汉语并解释带△的词或词组(教材引文下加△处,本书改为下加点):
1. 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论语?侍坐》)
译文:怎么见得方圆六七十里或者五六十里的地方就不是国家呢?
解词:安,疑问代词,怎么。
2. 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庄子?逍遥游》)
译文:穿过云层,背负青天,然后计划着向南飞翔,将要飞到南海去。
解词:绝,动词,穿过。
图,动词,计划、谋划。
且,副词,将要。
3. 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孟子?齐桓晋文之事》)
译文:如今您的恩德足以施及到禽兽身上,而功德却不能施加给百姓的原因,是什么呢?
解词:者,辅助性代词,“……原因”。
独,副词,表反问语气。
4. 夫星之队,木之鸣,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荀子?天论》)
译文:那流星的坠落,树木发出响声,这是天地运行,阴阳变化,而出现的事物中少见的现象。认为这些现象奇怪是可以的,可是害怕它就不对了。
解词:队,“坠”的本字,动词,坠落。
是,指示代词,这。
怪,形容词的意动用法,认为……奇怪。
5. 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韩非子?五蠧》)
译文:因此人多而财物少,劳动辛苦可是得到的衣食用品少,所以人们就会争夺。
解词:是以,指示代词“是”和介词“以”连用而成的固定结构,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因此”。
货,名词,财物。
事,动词,从事、用。
6. 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吕氏春秋?察传》)
译文:子夏到晋国去,路过卫国,听到有人读史书说:“晋国军队三头猪渡过黄河”。
解词:之,嫌迅动词,到、往。
史记,名词,记载历史的书。
三 下列文章在《古文辞类纂》中归入哪一类?按我们的分类,应当属于哪一类?
《古文辞类纂》的归类:
贾谊《吊屈原赋》归哀祭类,枚乘《七发》归辞赋类,晁错《论贵粟疏》归奏议类,韩愈《子产不毁乡校颂》归赞颂类,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归传状类,欧阳修《泷冈阡表》归碑志类,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归书说类,曾巩《墨池记》归杂记类。
我们的分类:
贾谊《吊屈原赋》、枚乘《七发》归韵文的辞赋类,晁错《论贵粟疏》归应用文的奏议类,韩愈《子产不毁乡校颂》归应用文的赞颂类,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归传记散文,欧阳修《泷冈阡表》归应用文的墓表,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归应用文的书信类,曾巩《墨池记》归杂记文。
四 下面是《毛诗正义?北风》的第一章,阅读并回答问题:
(原文见教材第747页)
1.“雱”的读音和意义是什么?
雱,的读音是“普康反”,即pāng ;义为“盛貌”,形容雪下得很大的样子。
2.“惠”是什么意思?这是谁的注?
惠,是“爱”的意思,即仁爱。这是毛亨的注。
3.“好”是形容词还是动词?是根据什么来判断的?
“好”是动词。根据有二:一是它后面有宾语“我”;二是它的读音为“呼报反”,即hào。
4.郑玄对“邪”是怎样解释的?
“邪,读如徐。”郑玄认为“邪”是“徐”的假借字,义为宽缓。
5.“只且”是什么意思?这是谁的解释?
“只且,语助也。”即认为“只且”是语气词。这是孔颖达的解释。
五 《论语?公冶长》:“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阮元《十三经注疏》云:“唐石经轻字旁注案石经初刻本无轻字车马衣裘见管子小匡及外传齐语是子路本用成语后人因雍也篇衣轻裘误加轻字甚误钱大昕金石文跋尾云石经轻字宋人误加考北齐书唐邕传显祖尝解服青鼠皮裘赐邕云朕意在车马衣裘与卿共敝盖用子路故事是古本无轻字一证也释文于赤之适齐节音衣为于既反而此衣字无音是陆本无轻字二证也邢疏云愿以己之车马衣裘与朋友共乘服是邢本亦无轻字三证也皇疏云车马衣裘共乘服而无所憾恨也是皇本亦无轻字四证也今注疏与皇本正文有轻字则后人依通行本增入非其旧矣。” 按照阮元的意见,句中哪一个字是衍文?阮元有什么根据?如果衍文去掉,句子的标点有什么改变?这个句子可以有几种不同的标点法,意义有什么不同?你赞成哪一种标点法?
按照阮元的意见,句中的衍文是“轻”字。
阮元的根据有四:一是古本无“轻”字,二是陆德明《经典释文》的引文无“轻”字,三是邢昺《论语注疏》无“轻”字,四是皇侃《论语集解义疏》无“轻”字。
如果衍文去掉,句子的标点是:
子路曰:“愿车马衣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
这个句子可以有两种标点法,除了上面的标点法以外,还可以如下标点:
子路曰:“愿车马衣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
这两种标点法,句子意义的侧重点略有不同,前者强调的重点在于“共”字,后者强调的重点则在于“敝”字。
两种标点法相比较,前者较好。
六 将下面的短文标点并翻译成现代汉语:
标点:
景公使圉人养所爱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养马者。是时,晏子侍前。左右执刀而进,晏子止,而问于公曰:“尧舜支解人,从何躯始?”公矍然曰:“从寡人始。”遂不支解。
公曰:“以属狱。”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为君数之,使知其罪,然后致之狱。”公曰:“可。”晏子数之曰:“尔罪有三:公使汝养马而杀之,当死,罪一也;又杀公之所最爱马,当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马之故而杀人,百姓闻之,必怨吾君,诸侯闻之,必轻吾国。汝杀公马,使怨积于百姓,兵弱于邻国,汝当死,罪三也。今以属狱。”公喟然叹曰:“夫子释之!夫子释之!勿伤吾仁也。”(《晏子春秋?内篇谏上》)
译文:
齐景公让圉人饲养他心爱的马,这匹马突然死了。景公很生气,就命令手下的人拿着刀去肢解养马人。这时,晏子正陪坐在景公跟前。景公手下的人拿着刀走上前去,晏子阻止了他们,并问景公说:“尧舜肢解人体,从身体的什么地方开始?”景公惊惶地说:“从我开始。”于是下令不再肢解养马人。
景公又说:“把它交给狱官处理。”晏子说:“这个人还不知道自己的罪过就要被处死,请让我为你历数他的罪过,也让他明白自己犯了什么罪,然后再把他交给法官。”景公说:“可以。”晏子数落道:“你的罪过有三条:君王让你养马,你却让马死掉了,判处你死罪,这是第一条;你让君王最好的马死掉了,判处你死罪,这是第二条;你让君王因为一匹马的缘故而杀人,百姓听到后必定会怨恨我们的国君,诸侯们听到后必定会轻视我们的国家。你让君王的马死掉,使怨愤在百姓中积聚,军威在邻国中减弱,你应被判处死罪,这是第三条。现在就把你交给法官。”景公叹息说:“您放了他!您放了他!不要损伤我的仁义名声啊!”
标点:
何谓有罪而益信?孟孙猎而得麑,使秦西巴持归烹之。麑母随之而啼。秦西巴弗忍,纵而予之。孟孙归,求麑安在。秦西巴对曰:“其母随而啼,臣诚弗忍,窃纵而予之。”孟孙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为子傅。左右曰:“秦西巴有罪于君,今以为子傅,何也?”孟孙曰:“夫一麑而不忍,又何况于人乎?”此谓有罪而益信者也。(《淮南子?人间训》)
译文:
什么叫有罪却更加得到信任?鲁国孟孙氏打猎得到一只幼鹿,派秦西巴带回去烹了它。母鹿跟着秦西巴叫唤。秦西巴不忍心,放开小鹿还给了母鹿。孟孙氏回来后,问鹿在哪里。秦西巴回答说:“小鹿的妈妈跟在后面哀啼,我实在不忍心,私自放了它,把它还给了母鹿。”孟孙氏很生气,把秦西巴赶走了。过了一年,又把他召回来,让他担任儿子的老师。左右的人说:“秦西巴对您有罪,现在却让他担任您儿子的老师,这是为什么?”孟孙氏说:“他对一只小鹿都不忍心伤害,又何况对人呢?”这就是所说的有罪过反而更加得到信任的例子。
标点:
孟子谓戴不胜曰:“子欲子之王之善与?我明告子。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曰:“使齐人傅之。”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谓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于王所。在于王所者,长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谁与为不善?在王所者,长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谁与为善?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孟子?滕文公下》)
译文:
孟子对戴不胜说:“你想要你的君王朝着好的方向走吗?我明白地告诉你。假如这里有个楚国的大夫,想要他的儿子学会齐国话,那么找齐国人教他呢,还是找楚国人教他呢?”戴不胜答道:“找齐国人教他。”孟子说:“一个齐国人教他,许多楚国人在旁边吵吵嚷嚷干扰他,即使天天鞭打他,要他学会说齐国话,也是做不到的;要是把他领到齐国的庄街、岳里这样的闹市住上几年,那么即使天天鞭打他,要他说楚国话,也是做不到的。你说薛居州是个好人,要他住在王宫中。如果在王宫中的人,无论年长的、年幼的、地位低的、地位高的,都是像薛居州那样的好人,那么宋王会跟谁干出坏事来呢?如果在王宫中的人,无论年长的、年幼的、地位低的、地位高的,都不是薛居州那样的好人,那么宋王又会和谁做出好事来呢?仅仅一个薛居州,能把宋王怎么样呢?”
标点:
公孙仪相鲁而嗜鱼,一国尽争买鱼而献之,公仪子不受。其弟谏曰:“夫子嗜鱼而不受者,何也?”对曰:“夫唯嗜鱼,故不受也。夫即受鱼,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将枉于法;枉于法,则免于相。虽嗜鱼,此不必致我鱼,我又不能自给鱼。即无受鱼而不免于相,虽嗜鱼,我能长自给鱼。”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于人之为己者不如己之自为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译文:
公孙仪做鲁国的宰相并且特别喜欢吃鱼,全国都的人都争相买鱼来献给他,公仪先生却不接受。他弟弟劝他说:“您喜欢吃鱼而不接受别人的鱼,这是为什么?”他回答说:“正因为爱吃鱼,我才不接受。假如收了别人献来的鱼,一定会有迁就他们的表现;有迁就他们的表现,就会枉法;枉法就会被罢免相位。虽然爱吃鱼,这些人不一定再送给我鱼,我又不能自己供给自己鱼。如果不收别人给的鱼,就不会被罢免宰相,尽管爱吃鱼,我能够长期自己供给自己鱼。”公孙仪懂得依靠别人不如依靠自己,懂得靠别人为自己不如自己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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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义疏9787532561568上海古籍出版社
玄学是三国、两晋时期兴起的、以综合道家和儒家思想学说为主的哲学思潮,故通常也称之为“魏晋玄学”。玄学是魏晋时期取代两汉经学思潮的思想主流。
玄学即“玄远之学”,它以“祖述老庄”、综合儒道立论,把《周
易》、《老子》、《庄子》称作“三玄”。玄学之“玄”,出自老子的思想,《老子·一章》中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就是总天地万物的一般规律“道”,它体现了万物无穷奥妙的变化作用。玄学家们用他们改造过了的老、庄思想来注解儒家的《论语》、《周易》,对已经失去维系人心作用的两汉经学作了改造,建立起了“以无为本”的哲学本体论。儒家的“礼法”、“名教”、“天道”、“人道”等思想,虽然也是玄学所讨论的内容,但其主旨却是道家的,即强调崇高的是“无”、“自然”和“无为”。
玄学所探讨的中心问题尽管仍可归结为天人关系问题,但在形式上,它已经摆脱了两汉经学章句笺注的繁琐破碎;在内容上,则抛弃了经学思潮的“天人感应”的粗俗的目的论之论证。
玄学家在多方面论证了道家的“自然”与儒家的“名教”二者是一致的,他们一改汉代“儒道互黜”的思想格局,主张“儒道兼综”,孔子依然是最高的“圣人”。玄学所提出的或着重关注的有无、本末、体用、言意、一多、动静、自然与名教等一系列具有思辨性质的概念范畴,都是原始儒学和两汉经学所不具备或不重视的,玄学的出现大大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
玄学一开始是从古文经学内部产生的。先是出现了脱出郑玄之学而更尚简要、重义理的刘表、宋衷的“荆州之学”,稍后又崛起专与“郑学”立异的王肃“王学”,后来才转向何晏、王弼的玄学。玄学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玄学正式登上历史舞台,那是在曹魏的正始年间(240
~248),史称“正始之音”。当时出现了何晏、王弼的“贵无论”。何晏作《论语集解》、《道德论》,王弼注《老子》、《周易》,他们“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做李本”(《晋书·王衍传》);认为“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故恒言其不足”(《三国志·钟会传》)注引何劭《王弼传》,意即孔子高于老子,孔子口说“名教”,实是“体无”,老子是处于“有”而论“无”。
第二阶段:正始之后,随着司马氏集团夺取政权,各士族集团内部的斗争日趋激化,玄学思潮内部也出现了“贵无”与“崇有”、“任自然”与“重名教”等各种争论。出现了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名教不合自然”的“异端”倾向,他们与司马氏集团在政治上不合作,强调纯前迟“名教”与“自然”对立,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轻视礼法。而乐广、裴{危页}“崇有论”基础上,郭旬以其《庄子》完成把“贵无”和“崇有”、“自然”和“名教”统一起来的任务。郭象提出名教与自然在理论上的一致性,他舍异求同,悔耐以“独化论”来解决这对矛盾,认为圣人“虽寄坐万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遥也”(《逍遥游注》);“圣人常游外以冥内,无心以顺有,故虽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大宗师注》)。东晋以后,玄学开始与佛教中般若学合流,逐步变为佛学的附庸。
玄学是魏晋时期的一种“新学”,它“鄙视汉代‘象数之学’,抛弃阴阳五行等旧说的传统”,带来了学术思想的重大变化(1)。陶渊明的思想便是在玄学这种新的思潮的影响下形成的,特别是玄学中具有进步性的反抗名教的一派,如嵇康、阮籍,对陶渊明影响最深。
崇尚自然的思想源于老子。《老子》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应帝王》也说:“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老庄都是以自然为至高之境。
魏晋玄学继承老庄思想,特别标榜自然。但玄学家对待名教的态度,以及对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的理解,却有很大的差异。王弼以自然为体,名教为用,主张名教出于自然。他认为封建的政治制度、伦理道德是自然的产物,统治者应当顺应自然,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自然已足,为则败也。智慧自备,为则伪也。”(2)
嵇康、阮籍以自然对抗名教。嵇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3),认为设立名教之前的“鸿荒之世”才是合理的社会。阮籍说:“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4)。他们蔑视礼法,愤世嫉俗,过着佯狂任诞的生活。鲍敬言提出无君论,认为上古时代人性淳朴,没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界限,也没有尊卑贵贱的差别,人们“含铺而熙”,“鼓腹而游”,过着自然自得的生活。后来“智用巧生”,“背朴弥增”,“尊卑有序”,“君臣既立”,于是人们陷入了困苦之中(5)。向秀、郭象继承王、何的思想,以儒道为一,认为名教即自然,而且是自然的最高体现:“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6) “君臣、上下、手足、外内乃天理自然,岂直人之所为哉!”(7)
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直接继承了老子哲学。在玄学的各个流派中,他倾向嵇康、阮籍,以自然对抗名教,这是显而易见的。陶渊明的《杂诗》、《饮酒》、《拟古》,与阮籍的《咏怀》思想感情一脉相通。正如王瑶先生所说:“到陶渊明,我们才给阮籍找到了遥遥嗣响的人;同时在阮籍身上,我们也看到了陶渊明的影子。”(8)但陶渊明的崇尚自然、反抗名教,又有不同于嵇、阮的一面。嵇康、阮籍所处的时代正当魏晋之际,司马氏标榜名教,以孝治天下,名教成为司马氏排除异己、篡夺皇位的手段。嵇、阮反对司马氏篡夺,便故意破坏他们所标榜的名教,“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9)所以阮咸长成亦欲作达,阮籍说:“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10)不肯让儿子学自己那一套。而自然,对于陶渊明来说,却是他终生信奉的人生哲学。他不像嵇康、阮籍那样佯狂任诞,他的思想、生活,一吟一哦,莫不出自真率,本于自然。陶渊明虽然也处于易代之际,但像司马氏那样以名教为武器大肆诛戮异己的事并未重演,他反抗名教也就不必采取嵇康、阮籍的方式。他可以从容地实践他的崇尚自然的主张,使他整个的生活和诗歌接近于自然化的境地。
魏晋玄学家“得意忘言”的思想方法,对陶渊明也有影响。汤用彤先生说:“汉代经学依于文句,故朴实说理,而不免拘泥。魏世以后,学尚玄远,虽颇乖于圣道,而因主得意,思想言论乃较为自由。汉人所习曰章句,魏晋所尚者曰‘通’。章句多随文饰说,通者会通其意义而不以辞害意。”(11)陶渊明就是用这种新的眼光和态度去读书的。他虽说自己“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12),但他并非章句之徒。他在《五柳先生传》里说得明白:
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所谓“不求甚解”,就是不为繁琐的训诂;所谓“会意”,就是以己意会通书中旨略。这是与“破碎大道”的“章句小儒”大相异趣,而符合魏晋以来新的学风的。《世说新语·轻诋篇》注引《支遁传》曰:“遁每标举会宗,而不留心象喻,解释章句或有所漏,文字之徒多以为疑。谢安石闻而善之,曰:‘此九方皋之相马也,略其玄黄而取其俊逸。’”陶渊明读经也像九方皋之相马,支遁之解说,不肯拘拘于文字之间,而是从崇尚自然的观点出发,融会书中的意旨,以丰富自己的思想。
陶诗里有些地方引用《论语》,称颂孔圣,但往往已离开了儒家的本义。儒学经他的改造,被“自然”化了。如《答庞参军》:“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从字面上看,陶渊明喜欢儒家圣贤的经典,似乎是儒学的信徒。其实不然,全诗所抒发的是一个“幽居士”的爱好自然的思想。诗的末尾说:“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年!”体素,就是道家的观念,意思是保持朴素自然的本性。《庄子·刻意篇》:“素也者,谓其无所与杂也。能体纯素谓之真人。”嵇康《与阮德如》诗:“君其爱素德。”可见陶渊明是用道家的观点去理解儒家经典的。就连孔子本人,也被陶渊明道家化了。《饮酒》其二十:
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
孔子在他笔下已不是其本来的面目了。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说:“‘真’与‘淳’都不见于《论语》”,“‘真’和‘淳’都是道家的观念,而渊明却将‘复真’‘还淳’的使命加在孔子身上,此所谓孔子学说的道家化,正是当时的趋势。所以陶诗里主要思想实在还是道家。”(13)
当然,儒家思想中也有与崇尚自然的旨趣并不违背的成分,陶渊明可以方便地汲取过来融化到自己的诗里。《论语·先进》: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曾暂言志目:“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董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皙)也。”这一章的思想是多方面的,但陶渊明只取其中爱好自然这一点意思,融化到《时运》这首诗里,表现了崇尚自然的情趣。儒家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提倡箪食瓢饮、安贫乐道,其中本含有顺应自然的意义,也被陶渊明吸收了过来,《咏贫士》等诗即带有儒家的意味。但陶渊明毕竟不同于那般章句小儒。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人“共在诚北讲礼,加以雠校。所住公豚,近于马队”(14),陶渊明写诗讽谕,末尾说:“愿言诲诸子,从我颍水滨。”(15),分明表示与他们走着不同的道路。
以上所述是陶渊明所受魏晋玄学的影响。必须指出,陶渊明对于玄学所讨论的本体论等抽象的哲学问题并无多大兴趣。他的崇尚自然的思想,是从他自己的生活体验中总结出来的一种人生哲学、社会理想和美学观念。这种思想的形成与他的社会地位、生活环境有很大关系。所以陶渊明的诗与东晋流行的玄言诗根本不同。玄言诗脱离生活,纯是老庄哲学和佛教教义的说教,“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16)。陶诗却是来自生活的,表现了陶渊明对于社会和人生的认识,而不是玄学的注疏和图解。
此外,陶渊明崇尚自然还有他的新义和胜解,这就是提倡躬耕,并亲自实践。他认为自食其力的劳动生活才最符合于自然的原则。这是他思想中最光彩的成分。《庄子》书中就曾肯定过躬耕劳动,《马蹄篇》说:“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天地篇》赞扬伯成子高“辞为诸侯而耕”。《盗跖篇》斥骂孔子“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但《庄子》对躬耕的意义并没有给予充分的评价。陶渊明不仅长期从事躬耕,而且对劳动的意义提出了新的见解。他在《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一诗中说: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
人生所归,归向于道。但不管归向什么道,首先要吃饭穿衣。所以经营衣食是归道的起点,躬耕劳动是实践自然之义的开端。世人视躬耕为拙,同出仕相比这确实是拙,但他宁可坚守这个拙而不肯取巧。他在诗里一再歌咏自己的劳动生活:“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代耕本非望,所业在田桑。”“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在劳动中他找到了人生的乐趣。
陶渊明提倡躬耕也具有蔑弃儒家名教的意义。孔子鄙视劳动,樊迟问稼被他斥为小人。孟子也鄙视劳动,“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被他说成是“天下之通义”。陶渊明不赞成他们,他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中写道: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
意思是说孔夫子的遗训太高超了,我景仰之至,可惜难以做到,还是出力气种地吧!这不明明是宣称自己要走“小人”樊迟的道路吗?陶渊明所敬仰的古代的隐士,如长沮、桀溺、荷蓧丈人、陈仲子等人,都是名教之外的人物。他说:“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17) “遥谢荷蓧翁,聊得从君栖。”(18) “蔑彼结驷,甘此灌园。”(19)他的心是在这批自食其力的隐士一边的。